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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兵俑
  发布日期: 2012-05-29  访问量:   字号: [] [] []

一号俑坑出土的战车遗迹



  古代车战是车、徒结合,即每乘车后都跟随一定数量的徒兵(隶属于战车的步兵)。行军时“车驰卒奔”;作战时,如在平原广野地区则战车在前,徒兵在后辅助战车作战;如在崎岖山地或沼泽地区作战,战车不易发挥威力,则把徒兵分为几组置于车前及左右,实行夹辕而战。.殷周、春秋时的战争主要是车战,每乘车上有甲士3人、车后跟随10个徒兵成为固定的编制,到战国中晚期,车、步、骑各自成为独立的兵种,作战时是三者互相配合,“易则多其车,险则多其骑,厄则多其弩”,这样,独立步兵可以代替车后的隶属步兵配合战车作战。这一新的变化表现在秦俑坑中就是有的战车无徒兵,有的车后徒兵数量不等。


  春秋战国时期,秦是著名的军事强国,有战车千乘、骑万匹、步兵百余万。秦始皇正是凭借着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,兼并了六国,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。一、二、三号兵马俑坑内埋藏的大量战车和车士俑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


  战车遗迹


  从商周到春秋时期,车战一直是战争的主要形式,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特别是春秋时期,各国兵力的多少、强弱是以战车来衡量的,如时称晋、楚两国为“万乘之国”,齐、秦等国为“千乘之国”。至于对这一时期战争的描述,从《左传》所记载的春秋时期的历次大战看,无论致师、决战、还是追击,双方使用的都是往来驰骋的战车,其战胜国缴获的战利品,也是以战车的数量来计算的。一辆战车的编制,殷周时期是甲士10人,其中3人位于车上;春秋时期是30人,按《司马法》的一种说法即“革车一乘,士十人,徒二十人”。在盛行车战的时代,位于车上的甲士是进行战斗的主要力量,车后徒兵的作用则是协助战车的甲士进行作战。所以,车战进攻的特点是“遂疾进师,车驰卒奔”。到了春秋末期,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,步卒兵源的扩大和步卒在战斗中作用的加强,车战正逐渐向步战过渡,公元前571年晋国魏舒的“毁车以为行”揭开了车战向步战转化的序幕,到了战国时代,步兵就基本上代替了车战。


  根据已经发掘获得的部分资料推算,三个俑坑内共有战车约140余乘。其中一号俑坑50余乘,二号俑坑89乘,三号俑坑l乘。出土的战车都是木质、单辕、双轮,车前驾四马。车的主要结构分为乘载的车舆、转动致远的轮轴和赖以牵挽的辕、衡三大部分。


  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可分为四类:一般甲士乘的战车、指挥车、佐车和驷乘车。这四种车的形制结构基本相同,只是乘员和职责不同,而且车的装饰也略有差异。



二号俑坑出土的战车遗迹

  一般战车


  秦俑坑出土的一般战士乘的战车,轮高舆短,不巾不盖,驾四马,车速决,便于往来驰驱。每乘车上有武士俑3件,即御手俑、车左俑和车右俑,在车上作横一字形排列。御手居中,车左和车右分立于御手的两侧。御手俑双臂前举作牵拉马缰状。车左和车右俑装束相同,姿态相反,一手持戈、矛等长兵器,一手作按车状。车迹的附近伴出有铜镞,说明车上还配备有弓弩。


  车上3个乘员的职责也有所不同,战车上御手为甲首(车长)驾驭车马,车左和车右近则持长兵器与敌格斗,远则用弓弩射之。战车上的车士都要经过挑选,《六韬·武车士》说:“选车士之法,取年四十已下,长七尺五寸以上,走能逐奔马,及驰而乘之,前后左右上下周旋,能缚束旌旗,力能彀八石弩,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,名日武车之士。”说明车士的选择标准为:年龄40岁以下,身高1.73米以上,奔跑速度能逐奔马,行动轻捷,力量大;车士的职责和作战方式,除在车上持弓射前后左右或持戈矛格斗外,还要在车的前后上下周旋。所以古代的车战,双方的战车相向冲击错毂交战,车士不一定必须机械地立在车上与敌兵刃相接,亦可以下车持弓射击或操戈厮 杀。而在战车和徒兵结合的情况下,车士则要以立于车上格斗为主。


  指挥车


  古代车战时主帅乘的车是指挥车。在春秋中期以前各国的军队还没有指挥军队的专职将领,军队的主帅、副帅多由国君或大臣担任,这时的指挥车就是国君或大臣的乘车。到了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,由于战争的频繁和军事科学的发展,各国都出现了职业军事家,有了专职的将领,这时各级将领的乘车为指挥车。将领掌握金、鼓,车上还有御手和充当车右的勇士。


  秦俑坑出土指挥车的结构与一般战士乘的车相同,都属于攻击型的轻车,高轮短舆、不巾不盖,前驾四马。但车上的装饰较华丽,有精细的彩绘花纹,并悬有钟、鼓。车上有乘员3人,即军吏、御手和车右。


  《左传·哀公二年))记载晋国与郑国铁之战,晋军“以徒五百人攻郑师,取蜂旗于子姚之幕下”,大败郑师。战争结束后论功时有段生动的对话。统帅赵简子说:“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,今日我上也”;车右,太子说:“吾救主于车,退敌于下,我右之上也”;御者,邮良说:“两矧将绝,吾能止,我御之上也”。这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指挥车上三名乘员不同的职责。一号俑坑出土的指挥车上曾发现过完整的鼓迹和铜甬钟,将帅掌握的金、鼓,是用来指挥作战的;御者的职责是驾驭车马,保证车马进退有节,安全奔驰,否则就是失职;车右的职责主要是与敌格斗,保护将帅的安全。


  佐车


  二号俑坑的骑兵队列前有战车两列,每列3乘,共6乘。车的形制结构与指挥车相同,车前驾四马。车上有2个武士俑,一为御手,一为车右。二者的装束与指挥车上御手和车右的装束相同,均身穿铠甲,头戴单版长冠,说明车的级别较高,不是一般的战车。古代战车上的乘员多为3人,而这6乘车上只有2人,御手居左,车右处右,似为佐车,又名副车。《礼记‘少仪》:“乘贰车则式,佐军则否。”郑注:“贰车、佐车皆副车也。朝祀之副日贰,戎猎之副日佐。”古代作战时指挥车后跟有主车的后备车——佐车。二号俑坑出土的这6乘车位于骑兵的前列,骑兵将领以乘马为主,车应是作为备用之车。这是骑兵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。


  驷乘车


  二号俑坑和三号俑坑各出土一辆4人乘的驷乘车。二号俑坑出土的驷乘车,因遭火焚,车已不复存在,所以其性质不明。三号俑坑出土的驷乘车,车上有陶俑4件,分两排站立:前排为御手,后排中间为军吏,两侧为车士。军吏俑身穿带彩色花边的前胸甲,头戴双版长冠;另外3件俑均身穿铠甲,头戴单版长冠。从三号俑坑出土的驷乘车遗迹看,车上有彩绘花纹,也有华盖,车前驾四马,说明车的级别较高。


  车上有乘员4人的情况十分罕见,见于文献记载的只有以下几例。《左传‘襄公二十三年》记载:齐侯代卫,其殿军的帅车四人共乘。《左传.文公十一年》记载:鲁与长狄战,宋武公与长狄战,鲁、宋的指挥车上改为四人共乘。这都是在特殊的情况下,为了加强护卫力量而改为四人共乘,这种战车古名驷乘车。


  秦俑坑出土的两辆驷乘车,从出土的位置看,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。


  一、二、三号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,以一般战车的数量最多,指挥车和佐车的数量较少,驷乘车属于个别现象。四种类型的战车同时出现于一处遗址内,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


车左俑

御手俑

车马


   秦的祖先原是农牧兼营的部族,居住在甘肃天水一带。那里气候适宜,牧草丛生,是放牧的理想地带。史书记载,西周时秦人的祖先非子定居犬丘(今甘肃礼县一带),“好马及畜,善养息之”,秦的养马业便逐步发展起来。周孝王时就召非子到汧渭之交养马,“马大蕃息”,因此将他封于秦(今甘肃清水),号秦赢。有利的自然条件,使秦人普遍专长养马业,秦穆公时期的伯乐,就是那时出现的以相马著名的人,并著有《相马经》一书。所以,养马业一直为秦统治者所重视,直到商鞅变法时,秦律中还有盗马者会被处死的规定。因此,“臻马之良”,“探前蹶后,蹄问三寻(八尺一寻)者,不可胜效”,一直被人称赞。秦养马业的壮大和发展,为以后连年奋战的秦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良马,使秦国不仅有“车千乘,带甲百万”,而且有“骑万匹”驰骋在疆场。


   兵马俑坑中的每乘战车前都驾有四匹陶马。陶马的大小和真马相似,身长约2.10米,通高1.72米。四马的造型基本相同,均剪鬃缚尾,举颈仰首,张口作嘶呜状。中间的两匹服马双耳前耸,目光前视;两侧的骖马脖颈分别向外侧微微扭转,跃跃欲行,异常神骏。


   秦俑坑出土的陶马,与秦始皇帝陵园内马厩坑出土的真马的体长、身高、身躯各部分的比例等基本相同,说明它们是以真马作为原型塑造的。马的主要特征是个头较小、脖颈短、头部宽阔,属于河曲(今甘肃洮河一带)马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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